湖北西北部，位于十堰市的竹溪、竹山、房县，以及神农架一带，在西周至春秋初期，曾是庸国的势力范围。那时的庸国，已经在夏王朝时期作为上古部落大国存在。
展开剩余57%楚武王发起的沈鹿会盟，也称汉东峰会，正好契合了区域稳定发展和对话的需求。庸国需要在峰会上发声，寻找盟友以制衡楚国的扩张势头。庸国距离鄾国上游的水路多为两三天的行程，前往汉东峰会约需20天单程。峰会本质上是社交场合，由楚武王主持，诸侯们初次见面，既喝酒聊天，也暗中探底摸虚，互相观察对方实力和意图。 汉东峰会共计十四个诸侯国参会：巴国、濮国、庸国、郧国、绞国、鄾国、贰国、轸国、罗国、申国、邓国、江国，以及主办方楚国和承办方沈国。各国国君都给予楚武王面子，响应倡议，发表联合公报，实现了会盟的框架性成果。从地域来看，十四国分为汉水西岸与东岸两大阵营。西岸传统大国巴国、庸国，加上新崛起的楚国与重组的濮国，局势微妙；东岸以邓国、申国为主，他们隔江相望，数百年来习惯了潮起潮落，认定楚国或许只是浪尖上的先行者，后浪仍会涌来。 自然，一次峰会无法解决根本分歧。庸国未能从楚武王处获得实质利益，而楚国当时尚无压倒性优势。双方在江汉平原的拉锯持续，直到楚庄王即位，他在第三年联合秦国、巴国发动秦巴楚三国联军，一举灭庸，公元前611年，这距汉东峰会整整93年，可谓百年兴衰。 庸国的国力由此可见一斑。作为侯国，庸国的历史和地位远高于春秋后期被世人诟病的杞国，后者被灭国后衍生了“杞人忧天”的成语。与之语义相近的“庸人自扰”，则出现在唐朝，反映了庸国前后强弱落差对文字文化的影响。 “庸”字原义为“行事能变通”，带有极高的能力象征；而后世引申为“平常、不高明”，形成中性词义，这种180度的字义转变，恰与庸国的兴衰变迁紧密相连。可想而知，庸字从“灵活能干”到“平凡普通”的演变，大约完成于唐代，唐朝读书人通过史籍研读，庸国的历史至少在文化层面留给后人深刻启发。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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