地缘风险持续升级，全球股市普遍承压，A股却走出独立行情。这背后是能源韧性、估值洼地、出口潜力与政策共振四重结构性优势的集中显现，折射出市场对中国资产“安全溢价”的重新定价。
3月30日，A股低开高走，上证指数盘中一度跌逾1%，随后强势翻红，重新站上3900点。商业航天、白酒、贵金属板块盘中异动拉升，有色金属与化工板块跟进，铝产业概念股集体爆发。与此同时，日韩股市当日集体收跌，日经225指数收跌2.79%，韩国KOSPI指数收跌2.97%。
这一分化反映出近期更深层的市场趋势。事实上，2026年2月时，日经225和韩国综合指数分别上涨10.37%和19.52%，领跑全球；而自美伊冲突发酵以来，A股、港股及中概科技股的表现却显著优于欧美及日韩股市，中国市场在冲突冲击后率先反弹且韧性最强。此前追赶的A股，反而成了全球市场率先企稳的那个。
多家券商研究人士认为，这并非偶然。东方证券宏观团队在报告中将其概括为中国资产的三重“安全溢价”；广发证券策略团队则指出，经济结构转型、外需扩张与政策共振三重逻辑共同支撑了中国资产在全球风险偏好下行时展现出的相对韧性。随着外资加速流入、结汇潮推升国内流动性，这一逻辑正在被市场快速消化。
在本轮油价冲击中，能源进口依赖度的高低直接决定了各国股市所受冲击的深浅。东方证券表示，中国能源对外依赖度显著低于欧元区的68%以及日本和韩国（均超过80%）。高度依赖能源进口的日韩，在中东局势恶化、油价攀升之际首当其冲——制造业成本上升与贸易条件恶化叠加，直接传导至企业盈利预期，进而引发股市抛售。
与此同时，中国在能源结构转型上已取得实质性进展。2025年，中国新能源车销量已占国内汽车销量半数，非化石能源在国内能源消费与发电量中的占比持续上升。这使中国在非美国家中拥有相对稳定的能源供应链，是本轮地缘冲击下中国资产构成第一重“安全溢价”的核心来源。相比之下，欧洲在新能源转型上反复摇摆，能源供应链更为脆弱，对油价冲击的承受能力明显更弱。
与能源优势相互叠加的是A股长期低估状态下形成的“估值洼地”效应。据中泰证券研究所援引Wind数据，横向对比全球主要资本市场，上证指数当前PE-TTM约为17.05倍，明显低于标普500的27.56倍、韩国综合指数的22.88倍和日经225的20.89倍。沪深300和中证A500相对标普500的PE估值比，目前均处于历史中枢附近，在新质生产力战略推进下，估值修复空间充足。
这种估值优势正在加速转化为外资的实际配置行动。数据显示，截至3月13日，2026年以来北向资金累计成交额已达103.82万亿元，较2025年同期增长57.3%；北向资金占A股总成交额的比例由年初的约10.59%持续抬升至12%以上，最高触及13.26%。这一“放量流入”并非短期投机性博弈，而是外资基于中国宏观经济复苏预期和政策定力的长线配置，反映出中国资产作为全球“估值洼地”的配置吸引力正持续增强。考虑到当前市场相对仓位水平较年初更低，负债端驱动的增量资金第二波高峰可能即将出现。
除能源优势与估值逻辑之外，出口潜力与国内流动性增量也为A股走出独立行情提供了额外的基本面支撑。若美伊冲突长期化，全球供应链承压，贸易订单可能加速回流中国，推升二季度出口动能。不过，当下与彼时不能简单类比：欧美当前经济周期位置明显更低，若海外停产传导至失业和需求萎缩，中国出口份额的提升可能被全球需求走弱所部分抵消。关键在于追踪全球需求走弱程度与中国订单份额提升幅度的相对大小。
与此同时，人民币汇率的相对独立走势正在催生额外的国内流动性增量。本轮人民币升值触发了结汇与汇率的正反馈机制，在美债利率未出现大幅持续上行的前提下，结汇潮趋势有望延续。这部分资金除用于资本开支外，还可能产生财富管理需求，为国内市场注入额外流动性。高频货币金融数据亦显示，10年期国债收益率小幅上行与短端利率下行并存，期限利差持续走阔，折射出支持性货币政策与输入型通胀并存的格局。
从更长周期看，A股走出独立行情具备深层的经济结构支撑，中国资产的中长期牛市基础整体延续向好。经济转型层面，2020年以来高技术产业固定资产投资占比已从6%升至15%以上，以电子、通信、电新、机械为代表的制造业在A股收入和利润中的占比持续提升，经济增长引擎已系统性切换至技术密集型制造业。外需方面，中国制造业企业海外收入贡献度已从2010年的12%升至2025年的20%，海外毛利率高出国内约5个百分点，部分可贸易品的全球市场份额有望进一步扩张。
政策层面，“十五五”开局之年财政与货币政策预计协同发力。中国人民银行强调“坚定维护股票、债券、外汇等金融市场平稳运行”，监管层多方位、持续性的政策信号形成合力，为市场预期修复提供了持续支撑。
值得注意的是，美伊冲突走向及其对资产价格的影响仍存在高度不确定性。无论冲突最终走向何种情形，相关资产价格的波动率均已放大，可能呈现“折返跑”特征，投资者须关注冲突演绎超预期、油价带动通胀回升及输入型通胀传导链条等风险因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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